当论及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时，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针对犹太人及其他族群的残酷种族灭绝。诚然，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罪行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当大部分的历史学“镜头”都聚焦于此时，纳粹的其他罪行反而“失焦”了，这其中就包括纳粹在战争中的经济掠夺。
纳粹德国在国内及其征服地区的经济掠夺乃是战争机器的重要支撑，若没有这些掠夺而来的物资，纳粹或许根本无法发动战争，更遑论犯下如此罪行。有鉴于人们在纳粹的经济犯罪方面的认识不足，法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吕康（Christophe Lucand）以葡萄酒为切入点，撰写了《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一书，为我们解析纳粹德国如何将法国的资源整合进侵略者的战争机器，并进一步揭露那些为虎作伥的法国“合作者”们如何在战争中大发国难财，却又在战后逃过惩罚。
纳粹是怎样掠夺法国的葡萄酒的呢？莫非就像古代的日耳曼蛮子入侵一样，把罗马洗劫一空，大掠而归？事实是，纳粹德国的掠夺方式看起来和正常的买卖毫无二致，他们到葡萄酒庄园后用优渥的价格买下老板手中的葡萄酒，然后再通过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将酒运送回国，最终分配到前线士兵的手中。整个过程没有直接暴力，私有财产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买卖双方和和气气，就像战争并不存在一样。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被这种假象蒙骗，不免怀疑说，这难道不就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吗，为什么说是“掠夺”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纳粹用来购买葡萄酒的钱是哪来的，答案其实也很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
1940年德军的闪电战击溃了法军的抵抗意志，法国投降后和纳粹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协议中，纳粹德国要求维希法国政权承担德国占领军的军费，同时禁止任何法国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行为。纳粹德国通过此条款向维希法国勒索了惊人的财富，保守估算维希法国每年承担的军费高达1500亿法郎，超过法国在1939年全年的财政预算。为了筹集这笔“足以供给1800万人”的军费，维希法国开征重税，将负担转嫁到所有法国人头上，让每一个法国人出钱来供养骑在他们头上的占领军。除了数目惊人的军费外，纳粹德国还强行控制汇率，原本10-12法郎兑换1马克的汇率强行改成20法郎兑换1马克。这种做法大大地增强了马克的购买力，因此也就让纳粹德国得以更有效地吮吸法国的民脂民膏。在这样现代化的掠夺手段面前，古代那种直接而纯粹的掠夺无疑相形见绌。
维希政权在纳粹的羽翼下逐渐稳定下来后，结束了占领初期混乱无序的局面。为了更好地掠夺法国的葡萄酒资源，新的行业协会很快得以建立，以控制全国的葡萄酒生产、加工、销售与运输。德国方面派出官方的采购专员，用从法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购入这些葡萄酒，再将其送进纳粹高官的别墅，普通德国人的餐桌和奋战在从北极圈到突尼斯漫长战线上的德军士兵手中。当然，除了这一“官方”渠道之外，纳粹德国的各个势力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他们从法国的社会渣滓中物色合作的对象，这些被选中的人在占领军的庇护下狐假虎威，绕过一切法规和限制，尽心尽力地为各自的主子奉上想要的物资。赫尔曼•戈林厚颜无耻地承认“我仍想抢劫，我还想抢走一切”，“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手段，给德国带来需要的一切”。
然而这桩买卖并非纳粹德国买家的“独角戏”，而需要法国卖家的参与。大多数法国酒庄老板对纳粹德国这样“慷慨”的买家态度暧昧，尽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纳粹用来购买他们葡萄酒的钱乃是用阴险而残酷的手段从法国人民身上剥削而来的。许多不甘沦为亡国奴的法国人都拿起枪来加入了抵抗运动，可大部分的酒庄老板却把占领时期称为“战败的幸福时光”。难道这些酒庄老板就毫无爱国心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需要把时间拨回到战前。法国的葡萄酒生产在20世纪初迎来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同时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葡萄酒产业也欣欣向荣，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葡萄酒产量的急速上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0年代开始的大萧条引发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法国的葡萄酒市场因此深陷供过于求的泥沼之中。由于严重的供求失衡，法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保护主义的政策，制定“合理的社会价格”保护酒庄利益，并推动减产，甚至蒸馏消耗过剩的葡萄酒。然而这些举措仅是扬汤止沸，并不能彻底解决酒庄的库存积压问题。因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大量收购葡萄酒对于苦于手中积压的酒庄老板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更何况德国人的出价远高于所谓的“合理社会价格”。在这样强烈的经济利益诱惑之下，爱国心自然无从谈起。
就算是曾经的战争英雄也无法抵御这样的诱惑，皮埃尔•安德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位葡萄酒大亨曾在一战中服役于法国第四十四步兵团，并因为英勇的战斗而荣获勋章。他在战后涉足葡萄酒产业并迅速发家，法国战败后他立马效仿前一战英雄贝当元帅出任傀儡政府首脑的行为，开始和纳粹当局合作。在他写给纳粹当局的信中，他谄媚地宣称自己有德国血统，可以不顾一切地奉献于纳粹事业，相比于那些被迫合作的人，他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合作者”。
正是在诸多类似皮埃尔•安德烈这样的资本家的帮助下，纳粹巨大的胃口才能够被充分地满足。随着战局的逆转，纳粹也加大了在法国掠夺强度，这使得原本供过于求局面彻底翻转为供不应求。少数获准出售葡萄酒的餐厅中，一瓶酒的价格足抵得上两顿饭，黑市上的葡萄酒价格同样令人咂舌。在这样畸形的繁荣中，又如何能够指望赚的盆满钵满的资本家良心发现，共赴国难呢？最讽刺的是，当盟军光复法国后，那些在战争中大发国难财的酒庄老板又转而编造起“没有卖给德国鬼子一滴酒”的神话，声称自己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保护了法国的财产免遭德国人的掠夺。当然，不利于他们的交易凭证已经被销毁，少数遭到肃清委员会清算的老板也很快获得了减刑。毕竟战后的经济复苏，还需要他们的“精诚合作”。
吕康对二战中法国葡萄酒产业的命运也就叙述到此了，他用葡萄酒产业的例子为读者生动地展示了纳粹德国如何用高效的现代化手段压榨战败国资源，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总体战需求。事实上，不仅是法国，包括低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西欧都被纳粹整合进自己的战争机器中，使德国敢于同世界为敌。可以说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经济掠夺乃是助长其侵略气焰的重要经济基础，其造成的恶果并不亚于种族屠杀。由于纳粹德国的残酷掠夺，到了战争末期，原本是世界最富庶地带的西欧已沦为饥荒肆虐之地。西欧的饥饿一直延续到1946年才逐渐得到缓解，许多法国人甚至在解放之后，还不得不依赖黑市生活。伊恩•布鲁玛在《零年：1945》中就提到了一位英国人在拜访他在巴黎大学任教友人时发现他依然需要到黑市购买商品，饥饿使他的西服看起来大了两号。
纳粹德国的经济罪行却并未如同其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那样昭然若揭。这首先是因为纳粹在榨取手段上的隐蔽性。卜正民在研究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江南地区的统治时指出，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产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被榨取的，被占领国只有具有现代工业化的生产、运输能力时，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以战养战就无从谈起。对于日军而言，中国广大的乡村不仅无法提供任何工业产能，还成为抵抗运动的牢固根据地，这使得日军试图在中国以战养战的策略根本无法实现，只能依赖残酷的“三光政策”并最终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抵抗意志。然而法国的高度工业化却导致纳粹德国可以通过诸如强制改变汇率这样隐蔽的方式高效地掠夺法国的资源，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直接暴力所激发的抵抗情绪。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近代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乃至美国在90年代强制让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也都体现出这种经济领域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的威力。
在纳粹的掠夺中受益的合作者们也阻碍着针对经济罪行的清算。正如吕康在书中指出的那样，纳粹对于法国葡萄酒的掠夺事实上让葡萄酒庄老板大获其利，在这样的经济诱惑下，这些人成为忠实的合作者，帮助纳粹掠夺自己国家的财富。对于资本家而言，爱国生意与卖国生意都是生意，利润也并无民族之分，那么与敌人合作又有什么关系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抵抗运动普遍都带有左翼色彩，二战的阶级斗争属性也因此得以浮现。
但是，阶级清算却并未随着战争的胜利而到来，包括葡萄酒庄老板在内的大部分合作者不仅逃脱了惩罚，还为自己编造了“为了保护自己的葡萄酒而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勇敢地抵抗入侵者的威逼利诱”这样无耻的谎言，来掩盖他们在战争中赚的盆满钵满的事实。当那些与纳粹军官通奸的妇女被愤怒的市民拉上街头，被剃成羞辱性的光头时，这些罪恶深重的资本家却逍遥法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所谓的正义，究竟只是迟到而已还是说永远都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