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月4日，阿尔弗雷德冯伯爵在柏林家中去世。此时离大战爆发还有14个月。79岁的老元帅并未像他的伟大前任伯爵一样，在垂暮之年思考“高于世间理性的上帝的和平”，他睁开高度近视的眼睛，留下一句简短的遗言：“务必加强右翼！”
清瘦、忧郁、，从未作为统帅指挥过一场真正的会战，施利芬的形象和我们印象里的“军国主义者”大相径庭。他不喜欢荣誉或勋章，对同时代德国军人欣赏的哲学和音乐也不感兴趣，唯一的爱好是工作本身。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15年里，施利芬常常整夜待在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研究机关枪和汽车这样的新发明对大兵团包围战的影响。他的勤奋、离群索居和数学家般的严谨思维，后来都成为与那份著名计划有关的传奇的一部分。
当施利芬在1891年成为德国陆军的掌舵人时，两线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个中欧强国头上：由于柏林不再重视与俄国的友谊，圣彼得堡正在和巴黎亲密接触。这样一来，一旦法国为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对德开战，绰号“蒸汽压路机”的俄国陆军将从东方威胁东普鲁士，从而使德国陷入战略包围。伟大的毛奇在1870年代曾经制订过一个应急方案，在开战之初集中兵力削平东线的波兰突出部，迫使俄国终止进攻，随后回师西线，依托边界要塞群向法国发动反击。但毛奇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军事策略和外交谈判的结合，如果俄国在遭到第一波打击后拒绝媾和，或者法国以全民皆兵的游击战牵制德军的攻势，德国就有陷入消耗战的危险。这是不“科学”、也不彻底的。
作为一代名将汉尼拔的崇拜者，施利芬向往的是以公元前216年的为代表的战争模式—集中兵力、侧翼包围、一举歼敌、快速制胜。这种模式排斥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和外交因素，把赌注完全下在军事决战上。领土纵深宽广、交通设施不良的东线显然不是此种决战的首选，实际上，先天不利条件给臃肿的俄国陆军造成的影响还要大过德国。倒是动员速度迅捷、只须对德国一国作战的法国更有可能威胁到德国西部的工业区，加上德国本身的铁路网适于在短期内把部队集中到西部和南部边境，西线也就取代了毛奇计划中的东线，成为第一制胜方向。
从1892年开始，施利芬花费了整整13年来完善他的“先西后东”决战方案，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由于法国在新边界附近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德国的进军显然不能以此为正面；在凡尔登以北、比利时边境南方有一个可选的突破区，但宽度不足，无法通过大批军队。在1897年，施利芬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方案—置比利时中立于不顾，将西线5个集团军中的4个配置在德国与比利时-卢森堡的边境线上。战争爆发后，配置在梅斯以南至瑞士边界的1个集团军（左翼）作为“铁砧”，以防御姿态阻滞法军的推进；同时由右翼4个集团军构成的“铁锤”突然穿越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防御空虚的法国北部，沿海岸线向南做大范围迂回，把法军主力向东压缩到瑞士边界附近，予以彻底歼灭。从地图上看，经比利时向法国北方迂回的右翼恰如一扇巨大的门板，从构想到规模都极具震撼力。施利芬计划将西线兵力的7/8配置在右翼，以确保“门板”的拍击足够有力。而西线所用的兵力又占开战之际德国陆军总兵力的7/8，只留1/8力量在东线牵制俄军。按照施利芬的估计，若西线的“巨型坎尼”进行顺利，德国可望在4-6周内击败法国，随后再以铁路将大军调动到东线，对俄国施以痛击。
站在纯理论角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方案：它把过去仅仅停留在战役层次的侧翼包围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国在动员和运输速度上的优势。那位孤独的战略数学家将毕生心力倾注在这个计划上，指望为他的祖国赢得一场决定命运之战。
然而，除去纯粹的理论优点外，施利芬计划在每一个实施细节上都值得商榷：为了追求理想化的军事胜利，它对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包括从未向外交部门咨询如何使侵犯中立国领土的影响最小化。日后促使英国对德宣战的不是柏林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而恰恰是德军对比利时的入侵。施利芬计划把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右翼“门板”的旋转上，但对法军可能做出的反应不甚了了，完全忽视了纸面上的精确性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被诸多因素所改变。而“门板”在以近百万人的规模密集穿越比利时领土时，所需的补给强度也是施利芬没有考虑到的，他仍然在以1870年时的经验忖度这个问题。假如右翼真的扩充到计划中的规模，他们的弹药可能在决战开始前就已消耗完了。
更危险的因素在于，因为施利芬追求的是一份基于纯粹概念的、完美主义的战争计划，却不考虑需要耗费的资源量，他所要求的兵员数量，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德国所能承担的上限。1906年版的“施利芬计划”要求动用33.5个军参与西线攻势，而当时德国陆军的总兵力仅有20个军，算上开战后可以在短期内组建的7个后备军，兵力缺口仍有近1/5，这还没有考虑东线防务。如果把东线兵力设定为4.5个军，则德国陆军的一线兵力，至少比施利芬所期望的少1/3。而在雄心勃勃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的背景下，即使柏林始终在有计划地增加陆军军费，并在1910-1914年的四年间把这一数字从8.34亿马克提高到了18.06亿马克，仍然没有可能迅速填补这一缺口。到1914年夏天战争爆发时，德国陆军的总数为79个师，比施利芬时代增加了16%，其中9个师在东线，70个师在西线；而他们在法国前线要对抗74个法国师、20个英国师和6个比利时师，完全力不从心。尽管因为继任者采取的调整措施，用于充当“门板”的右翼兵力已经减少到了54个师，但所需的运输和辎重车辆仍然短缺78%。与其说随后在马恩河战线的止步是一场意外，倒不如说已经是奇迹了—一次力不从心的进攻，居然表现出了的假象。
和“施利芬计划”一样，同一时期法国的第17号计划、奥地利的波兰入侵计划同样表现出了狭隘军事主义的特征。它们对政治之于军事的指导作用，根据一种绝对化的、极端悲观的安全假设，制订出一系列追求“完美胜利”的战争计划，既不关心这些计划需要耗费多少资源，也不考虑纸面上的精确性能否付诸实践。军队领袖们有如兢兢业业的钟表匠，兴高采烈地调试着自以为了得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这架机器不仅运转不畅，而且一经动就停不下来。拿19世纪初的普鲁士参谋总长冯格罗曼将军的话来说：“花几年时间在办公桌上制订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纯属胡闹，那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所谓数学家式的完美方案，在真正的战场上不过是一部低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