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德意志人种族优越感和对大空间概念的追求在某个阶段到达的地步，仿佛只有日耳曼人才是延续世界的动力，如果不能得到整个世界，德意志就无法生存。这种思潮不止局限于德国本土，在整个泛德意志地区都有所表现，甚至还漂洋过海，被德国移民带往异国他乡。他们不但仇视犹太人，还把仇恨扩大到一切“劣等民族”，诸如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等。如生于波西米亚的日耳曼作家艾尔文·吉多·科尔本耶，作为一名作家和严格的知识分子，他的种族主义不仅出自族性的狂热，还有着深厚的知识学基础，其念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只是在德国领导下实现欧洲统一理想的最初阶段。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后来还获得苏台德地区日耳曼文化协会会长职务。

　　更为偏执的是出生于奥地利的诗人约瑟夫·文俄伯，他早期即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信奉尼采哲学，以尼采格言为行动参照：“在孤独中自豪，在邪恶中取乐，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他的诗集《尊严与衰落》每一部分都明显合乎纳粹的胃口，他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民主、反对共和和社会主义。他写过许多颂歌，赞美、献诗给。在希特勒49岁生日时，文俄伯特意写下一首《还乡颂》歌颂这个独裁者：“这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这是以血的名义!这是以苦难的名义：永恒伟大的德国，我们向您致意，德国!神圣、有力的元首，我们向您致意，元首!幸福、自由的家园，我们向您致意。家园。”

　　除文学手段以外，文俄伯与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联系也相当紧密，甚至可用休戚与共来形容。战争爆发后，他以一个纯正诗人的身份避免直接对战争进行描写，而是竭力拔高一些更为崇高的理想，写出诸如《日耳曼语言颂》之类的诗作，正如他认为的“只有忠实于日耳曼的语言，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1945年，眼看德国战败，苏联军队将要占领自己家乡，文俄伯吞服吗啡自杀。

　　对“大空间”的狂热还蔓延到非德语区。汉斯·格雷姆是南非的德国移民，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创作倾向完全符合纳粹主义的政治特征：生存空间、民族主义、血与土。他在记述非洲生活的《卡鲁法官》一书中明确宣称白种人比黑种人更优秀。格雷姆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创作于1926年的《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这是一本厚达1200页的文学巨著，作品核心在于表达“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生存空间”这一理念。他对一战失败耿耿于怀，认为：一战以后的德国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剥夺了殖民地，使得日耳曼人成为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小说的第一章题目就叫“故土与压迫”，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个观点。

　　他在书中写到：“日耳曼人需要周围的生存空间，需要头顶的太阳和内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畅。”这种的扩张心情毕露无遗。由于作者语言矫饰、文辞夸张，且通俗易懂，如此厚实的作品也同样拥有大量读者，在1938年以前，累计售出50万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深得纳粹批评家的欢心：“我们最遥远的子孙会在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民族的真实性质，民族生存的永恒理论，民族血统的呼声，以及在不可测度的民族面前的战栗”——大屠杀确实令人战栗，震颤着人类的心灵。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在小说中，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

　　值得思考的是，像格雷姆这样的作家，虽然他后来回到德国，担任了纳粹的官方职务，却可能连纳粹分子都谈不上，他不仅没有加入纳粹党，还一直避免行纳粹礼，并且始终怀疑纳粹党的文化政策，拒不服从纳粹党的路线。他与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拒绝接受纳粹政府颁发给他的各项文化奖。他甚至放肆地对希特勒表示：将永远为领袖的事业效忠，但自己永远不属于他。直到战后，他依然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德国和欧洲的，只不过希特勒的狂妄才导致这一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直至成为一场严重的犯罪。后来，评论家们对格雷姆严厉谴责到：“汉斯·格雷姆矢口否认对第三帝国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的确，他不是纳粹党党员，在某些方面也与纳粹党有区别，但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探索纳粹运动在德国的根源时，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纳粹运动作为一场明显偏离欧洲价值观的运动，甚至也并不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口味，为什么能在德国得到有力推动，甚至成为世界性的浩劫也许，格雷姆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