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和日本战时首相，两人素昧平生，但是“统一世界”黄粱大梦，使他们走到一起来，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使得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实现“隔空”拉手。

　　当然，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日本人在一战时期对驻青岛德军的行为。据德国外交档案记录，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一段很愤懑的话——第一次欧战将近结束，日本军人乘德国驻军无援之机劫夺青岛，德国驻军全部牺牲，此种奇耻大辱，日尔曼民族永不会忘怀，一定要清算。

　　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提到了这些情节，并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佐证。

　　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

　　德国与日本同为轴心国，德国人为何不喜欢日本而喜欢中国？

　　这与他们的元首好恶相关。希特勒在他1925年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不能等同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希特勒对华人好感，难道是天生的吗？

　　非也，希特勒的喜好与生存哲学，都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关。

　　希特勒在自传中描述童年在维也纳的生活时，曾经提到过，在自己贫困潦倒时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

　　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

　　希特勒回忆到这段经历，动情地写道：“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是让人无法忘怀的”。

　　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希特勒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东方乃至世界，唯有日本的战斗力与德军不分伯仲。

　　关于日军的精神特点，西方曾作过总结：他们“顽固、任性、刚毅、古怪”，同时又“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无疑，这是一支具有明显“赌徒特征”的虎狼之师。与当时征服世界的德军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