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推出新展《1949-1989年德国设计：两个国家，一个历史》（German Design 1949–1989: Two Countries, One History），展示了二战后两个德国的设计的一幅全景图。

1949年，盟军达成协议，在德国西部占领区建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同年，苏联在苏占区建立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两个德国正式“诞生”。20世纪50年代起，两个新生的国家希望借助“新视觉刺激”建立新的身份认同，试图设计新的徽章、货币、护照和各种符号，包括人行道信号灯内的图形也被重新设计。战时德国各地大量建筑被炸毁，战后，住房短缺成为整个德国面临的一大紧迫社会问题。因此，20世纪20年代，两国都以重建为重点，开启大规模社会保障型住房建设计划。这一重建计划也刺激了消费，各类消费品需求大幅增加，从餐具、家具到家用电器到汽车等。这一需求成为设计发展的催化剂，而发展的工业和新兴的消费社会需要大量年轻的设计师。这一时期，两个德国都有一些老的设计院校重新恢复生机，也有不少新的设计学校诞生，如民主德国脱胎于原包豪斯学院的魏玛建筑与工程学院，联邦德国的乌尔姆设计学院。

20世纪50年代的标志性设计之一，是民主的国汽车制造商萨克森•兹维考汽车制造厂的“Trabant”汽车，人们通常称之“Trabi”。1957年11月，第一辆“Trabi”上市，对民主德国人来说，外壳由硬塑料制成的“Trabi”，相当于联邦德国流行已久的大众甲壳虫——这是一款“属于民众的汽车，廉价耐用，方便修理和保养。

当时的民主德国缺少金属资源，Trabi的汽车制造商采用了当时可找到的原材料，一种名为Duroplast的硬塑料制成，这种塑料由几种回收材料组合加工制而成，包括压缩的棉纤维、合成树脂和来自苏维埃的破布。这种廉价的材料有许多可诟病之处，Trabi也因此收获各种调侃式绰号，如“奔跑的纸板”、“塑料轰炸机”、“带顶盖的火花塞”、“萨克森保时捷”等。1963年推出的第三代“Trabant 601”系列，成为了Trabi的“定稿”。此后三十多年，Trabi沿用最初的基本设计和构造，变化很小。1989年，柏林墙倒下时，东柏林的DDR居民们开著自己的“Trabi”穿过新开放的东西边界，涌向西柏林，这成为“Trabi”最受瞩目的时刻。回看这段历史，被视为1989年年度之车的“Trabi”，在这一年被收购，和民主德国几乎同岁的它，也被视为民主德国解体的象征。现在，早已停产的Trabi成为一些车迷心目中经典的老爷车之一，直到今天，德国仍有三万多台Trabants在街头奔跑。2017年德国统一日，谷歌设计了以Trabi为主题的Google Doodle——民主德国蓝色的Trabi和西德的红色大众汽车并肩而立，挥舞着国旗，庆祝统一。

 

另一件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设计是联邦德国Braunaudio声音设备公司1956年推出的电唱机“phonosuper SK 4”。由汉斯•古格洛（Hans Gugelot）和年轻的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共同设计，威廉•瓦根费尔德（Wilhelm Wagenfeld）也参与了电唱机的外形设计。拉姆斯为这款白色金属外壳为主要材料的电话添加了透明的有机玻璃罩，让人想起了童话故事白雪公主里的棺材，它因此有了“白雪公主的棺材”这一绰号。这款极具设计师风格的电话，被纽约MoMA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收藏，它被视为20世纪设计领域的一大里程碑——它不再仅仅是“为声音而存在的家具”，而是拥有了某种精致的机械特征，是一款面向未来的设计。

20世纪50年代起，两个德国都在探索新形式的家庭生活，官方发起不同形式的“居住文化”项目。希望通过设计与生活方式的革新，建立国家认同的文化，用本国特有的“居住文化”，来表达与邻国政治文化的区别。联邦德国的德意志工艺联盟提倡极简主义的“新住所”，以为大众提供价格亲民的好设计产品为使命，提出“工艺联盟不是奢侈品”。在民主德国，苏联势力逐步扩大，文化领域也纳入集权化范围，民主德国工艺联盟的一些核心成员，如工业设计师威廉•瓦根费尔德，建筑师埃贡•艾尔曼（Egon Eiermann）都选择搬到联邦德国。也有一些人留在民主德国，将工艺联盟及包豪斯的设计准则与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形式结合，如工业设计师玛特•斯坦（Mart Stam）、霍斯特•米歇尔（Horst Michel）和建筑师塞尔曼•塞玛纳吉奇（Selman Selmanagic）。

总体上，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德国仍在书写“同一个历史”。一方面，两德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但在当时日常生活层面，由官方部门主导的文化活动，在不自觉间创造了一种两德共通的、意识形态层面共享的符号。来自瑞士的设计师马克斯•比尔造型极简的厨房挂钟（1956） ，东德设计师汉斯•布罗克哈格（Hans Brockhage）的儿童摇摇车（1950）和克劳斯•库尼斯（Klaus Kunis）外观优雅、颜色大胆鲜艳的塑料的浇水壶（1960）都是五十年代的设计经典。回头看，这一时期的设计产品不那么容易分辨其“国籍”，它们都反映了当时两德民众共有的对现代设计的热情。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两个德国的许多公司和设计师仍保持合作关系。始于1961年8月的柏林墙，最终在东西德国间筑起坚实的边界。政治对立的两个德国，各个领域的竞争也在边界确立后越来越加强，设计也成了两种政治体系的“冷战现场”之一。在联邦德国，设计成为消费社会的重要组成因素，最新上市的家具和家用汽车被消费者视为地位的象征。而在民主德国，设计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1972年，独立的政府部门“工业设计办公室”成立，对设计进行管理。

设计师迪特•拉姆斯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他为Braun公司设计的多款极简主义风格产品都成为畅销经典款，也成为“联邦德国设计”的名片。在电唱机“SK4”之后，1963年推出的绰号“世界接收”的收音机T1000，也满足了他关于“好设计”的多项定义，也成为当时联邦德国高品质和好设计的“教科书”。

拉姆斯认为，设计首先是智力工作，在对形式进行任何概念化之前，他会先去思考、阅读和讨论设计，他的设计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产物。和家具公司Vitsœ的合作中，迪特•拉姆斯也一步步落实他“系统设计”的理念。拉姆斯发现，当时很多人都住在社保型住房中，房子面积有限，老式家具笨重体积大，和新型居民住所很不匹配。拉姆斯希望设计“系统性的家具”，让小的空间更宜居。系统家具的核心是允许用户自己进行组装和安置，他们是自己的建筑师，能够结合各自的需求和创造力来组装家具原材料。拉姆斯的家具代表作之一是1960年的系统架子“Vitsoe606”，它包括不同尺寸的柜子和架子，造型极简，灵活实用，可以放在客厅、浴室、办公室等空间，是马克斯•比尔（Max Bill）的“好形式”的缩影。

这时的联邦德国正经历“经济奇迹”，工商业快速发展，“企业形象”这一起源于二十年代工艺联盟的概念重新被重视，从两大标志性设计可以看到这一新趋势。平面设计师多丽丝•卡斯•施吕特（Doris Casse-Schlueter）为联邦德国首都波恩（Bonn）设计的红唇logo，和奥特•艾希尔（Otl Aicher）为1972年第二十届慕尼黑夏季奥运会设计的视觉形象。红唇logo被称为“亲吻的嘴唇（Kussmund）”，红唇取代“Bonn”中的“o”，直接的视觉语言表达出对这座城市的爱。1971年，红唇logo成为波恩市征集城市徽标大赛的获胜者，赢得很高知名度，在此后很多年，一直被用为波恩的“视觉名片”。

艾希尔的“象形图0605”由简单的黑色线条及圆点组成，这是最早在公共告示牌上使用简笔画的设计实验之一。结合一系列的网格系统，以及为不同运动项目设定的特定亮色的调色板，他创建了经典的“象形图0605”。看似容易的象形图其实很有挑战，它们需要清楚地指示其所代表的活动，同时保持其普遍的可理解性。最后，一系列表示不同运动项目的象形图成为当年奥运会的“世界通用语”，为来到奥运村的运动员和观众们提供简单明了的视觉指引。

在民主德国，“工业设计办公室”引导着设计的走向，它努力确保为民众提供价格合理的产品，也努力提高民主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家具和室内设计方面，民主德国当局没有效仿“资本主义西德”的快速生产、易于安装、节约资源与成本的方案，而是选择了生产坚固的、华丽的或是几乎是有些“英雄色彩”的民俗物件。鲁德夫•霍恩（Rudolf Horn）当时还是学生，回忆那个年代，他说：“一切都和掌权的工人阶级有关，新阶级希望为工人创造新产品，反映工人重要地位的产品；这意味着需要装饰精美的家具来展示，而不是简单的盒子。”

20世纪60年代末，鲁德夫•霍恩成长为民主德国最重要的家具设计师之一。他绕开主流观念，尝试设计新的贴合时代需求的家具。他最知名的作品是组装家具系统“德国车间组装家具”。MDW组装系统由垂直的侧壁、白漆的架子和深色木质面板组成。这几个基本模块在设计中都强调垂直原则，因此，即使是相同结构的一行，看上去也不像是扁平的伸展。他寻求的不是迄今主导的“制造公司之间水平式联系”，而是“生产，贸易和消费者之间的垂直式联系”。1967年进入市场后，MDW很快成为许多东德家庭的基本家具之一。

1968年，来自匈牙利的设计师彼得•高奇（Peter Ghyczy）的“花园蛋椅”上市，这是最早采用聚氨酯制作的椅子之一。闭合时，这把宇宙飞船造型的塑料椅子，颜色鲜艳，方便携带，座位很低，允许使用者随意躺卧。“花园蛋椅”的外观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风格设计，实际上，这把造型具有“未来主义”风格的椅子由西德Lemförde公司设计，最后，为节约生产成本，公司决定在东德生产。资本主义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虽然虽然在政治上边界明确，柏林墙竖起后，工业领域的合作仍然在延续，“花园蛋椅”是一个鲜活案例，体现出两德融合和互相影响的趋势。实际上，两德之间的划分并不像后来二元对立叙述中那样严格，很多的设计都溢出了柏林墙为标志的具体抽象的边界，且逐渐地形成反作用，模糊着原有的边界。

20世纪70年代起，在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倡议下，两个德国的关系逐步正常化，双方的商业贸易合作继续增加。政治局势的缓和，也导致设计方面更密切的交流与协作，两个德国的设计业逐步建立起新的和谐关系。东德经济开始衰退，但许多东德设计师仍然以丰富作品证明着他们不竭的创造力。卡尔•克劳斯•迪特尔（Karl Clauss Dietel）和鲁兹•鲁道夫（Lutz Rudolph）根据模块化原理设计出摩托车“Mokick S50”（1967–74），这一方案让维修变得简单而廉价。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动荡中，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受到影响，消费市场有些衰退。而联邦德国的设计则持续在国际工业设计上占据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史蒂夫•乔布斯邀请哈特穆特•埃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和德国的frogdesign参与第一批苹果电脑的设计。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工业产品被淘汰，许多民主德国家喻户晓的日用品牌也随之消失。此后关于冷战期间“德国制造”与“德国设计”的讨论，几乎都以联邦德国为蓝本和主角。《两个国家，同个历史》展览将东西方的德国设计平等地进行对比，在强调冷战时期设计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揭示了让人兴奋的、多样性的设计风格与设计态度。从设计师的作品出发，以两德设计学院的教育和包豪斯的遗产作为大背景，结合两个德国的设计代表作和设计领域的演变，呈现出一个“日常史”视角的战后德国。冷战期间，设计与历史、日常生活文化与世界政治紧密相交，并互相作用。《两个国家，一个历史》挑战和打破了过去关于两德设计二元对立的叙事，强调东西德设计领域共享的历史——既有对比和冲突，也有共享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