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国因涌现出大批享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成了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更因其在科技领域的众多发现和发明而获得科学家和杰出工程师摇篮之美誉。近代德国在文化科技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体制。从体制形态上看，这种有组织的知识生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近代早期依托于宫廷的多样性知识生产
在民族国家叙事范式下，近代德国的政治分裂曾为许多历史学家诟病。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德国近代早期的多文化中心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生产的繁荣。当时数以百计的诸侯宫廷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相关知识生产，不仅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组织平台，而且使知识生产呈现鲜明的多样性文化特征。
近代早期的德国诸侯宫廷之所以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工场，有其政治和社会原因。从政治上看，诸侯作为雄居一方的主宰，需要修建豪华的宫殿等建筑，借以衬托自己的至高威严。据统计，仅16世纪到17世纪中期，各地城堡和宫殿设计图纸就达8000份之多，这些建筑知识成果显然是各宫廷组织的产物。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奥古斯特及其继任者就曾召集珀佩尔曼等著名建筑师和艺术家，在首府德累斯顿大规模修建茨温格尔宫等建筑和园林，将这座城市形塑成极富贵族气息的“巴洛克城市”。历史名城波茨坦也因普鲁士王家宫廷聘请建筑师申克尔等修建巴洛克及洛可可式园林“无忧宫”，而成为普鲁士最迷人的风景名胜所在。
宫廷贵族为追求精神享受和高雅生活，需要各种诗歌、音乐等文学艺术作品供自己娱乐消遣。这一点在音乐作品创作方面尤其突出。“欧洲音乐之父”巴赫一生的音乐创作都与宫廷关系紧密，他先后服务于萨克森－魏玛和安哈尔特－克滕宫廷乐队，在此成就了其众多流传千古的音乐杰作。“近代交响乐之父”海顿也长期服务于埃斯特哈奇侯爵等贵族宫廷，衣食无忧而倾心于音乐创作，奉献了大量交响乐、歌剧、弥撒曲和奏鸣曲。贝多芬最著名的九部交响曲的前六部献给了贵族，以致谢他们的资助。德国皇家宫廷所在的维也纳甚至成了音乐家云集的音乐之都。
宫廷诸侯不仅需要宫殿和音乐展示其威严和优雅的生活，也需要一些文人史家为其歌功颂德，规训臣民。故而许多诸侯招集文人墨客于宫廷，根据其需要进行创作。萨克森－魏玛的安娜•阿玛丽亚女公爵及其子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即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们邀请歌德、席勒、赫尔德尔等文化界精英于魏玛宫廷，以展示其开明形象，提升本邦的“软实力”。歌德、席勒在魏玛宫廷的支持下，不仅完成了文学创作，而且联手开创了德国古典主义时代，魏玛因此成为“德国的雅典”。
就社会层面而言，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诸侯宫廷在知识生产中的组织角色。这不仅因为诸侯宫廷有雄厚财力实施和支持知识生产，也因为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文学艺术职业，诗人、艺术家等知识生产者多依靠资助维持生活。各宫廷因此成了文人雅士聚集的场所，他们在宫廷组织和资助下生产宫廷所需的知识。
近代中期基于大学平台的知识生产
进入近代中期后，大学开始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组织平台。在欧洲大学史上，德国的大学与西欧诸国相比出现较晚，发展却很迅速。1495年帝国议会上，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与各方诸侯约定，在各自领地内资助创办一所大学。德国大学数量因此迅速增长。从17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理性、宽容、进步的诉求催促着人们对科学的探索和社会发展的思考，原来以宫廷为平台的知识生产体制显然已不合时宜。德国大学旋即与时俱进，率先出现以知识生产为导向的学术化转型。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和1737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首先开启崇尚学术和科学研究的现代转型。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中败北的德国各邦失去了“抵抗的物质能力”。普鲁士决定“用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推行教育强国战略。为此，普王虽承受着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仍从拮据的财政中拨出15万塔勒尔，指定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于1810年创立新的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作为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鼓励一切对于真知的探索，为知识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把研究成就作为评判大学和学者水平的关键指标；实行授课资格确认制，从讲师到教授，科学研究能力和成就成为晋升与否的核心要素；将大学列入国家机构，国家保障研究投入和教授高薪待遇，以此保证学术研究顺利进行。柏林大学因此迅速发展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和其他大学效仿的榜样，大学也由此成为德国知识生产的高效组织平台。
现代大学崇尚学术和研究至上的体制导向，促进了德国知识生产数量的增长。于是，在许多研究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德国人从知识生产的落伍者变成了先行者。
近代晚期基于多组织平台的知识生产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工业化高速发展，仅有大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领域对科技知识生产的迫切需求。德国的知识生产体制由此向多组织平台转变。在这种多组织平台体制支撑下，德国逐渐成为知识生产的强国和“科学上的先导国家”。
这一时期的大学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原有专业规模和结构，大幅缩减神学、法学等传统学科，扩大医学和哲学学科，创设新的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甚至成立新型的商业和工业大学，从而使契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生产能力跃升。以化学学科为例，为满足化学工业迅猛发展的需要，各大学普遍建立化学实验室，大批量地培养社会急需的化学博士。
处于生产一线的企业也开始扮演组织知识生产的重要角色。许多企业根据需要建立起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实验室，不少新发明和新发现就是在这类实验室中完成的。在著名化工企业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的实验室中，仅化学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就发现三种新的苯胺染料，还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化学家。生产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使德国在化学领域的知识生产领先于他国。
社会性科研团体也成为承载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平台，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要数“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当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该协会由拉特瑙等大工业家与阿尔特霍夫等国家官员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共同策划成立，旨在加强德国的“经济技术竞争能力”。到1914年，这一协会在工业界等的资助之下，陆续建立了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究所、威廉皇帝实验治疗和劳动生理研究所、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等一系列研究机构，大批量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
德国政府也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德意志帝国政府认为，德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基于科学之上”。因此，国家积极推动科学研究，成立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帝国农林经济生态学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所，通过实行减轻教学负担、设置研究教授职位等“阿尔特霍夫体制”，吸引诸多研究人才进行科学发明和创造。此外，德国还于1877年颁布专利法，明确对各种技术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从法律制度层面为知识生产保驾护航。
正是受益于以上知识生产体制，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医学和科技领域的知识生产呈现繁荣局面。在医学领域，1870—1909年德国有216项发现和发明，其他国家总共278项；在自然科学领域，1871—1900年德国在热能、光学和电磁学领域的发现和发明2022项，而英法两国总共只有1604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同样硕果累累。在史学领域，史学大师兰克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1881年开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另一位史学大师特奥多尔•莫姆森以《罗马史》荣膺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史学新星也耀眼闪烁，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因推出《19、20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等重要著作，成为“思想史”的开创者。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等学者则通过推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名著，奠定了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社会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