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曾经湮没在尘埃中的书，它发黄的原著纸页，透露出辽远的历史厚重感。
书的内容，反映的是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近代中国。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当其时，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于当年4月10日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前往东方，对中国进行采访。这一举动，说明了当时的欧洲人急于想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心情。
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东方的欧洲式新城——新加坡。
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他记下的目睹所见，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
其间，作者在烟台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这次相遇，可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此行，戈德曼所见到的赫赫有名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曾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他的记载，对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些人物，颇有裨益。
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观察非常细微，从作者角度描述了他所见到的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风貌。这本书中，通过他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记录下了清末官员与民间对改革和与列强合作的政治主张，客观介绍了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纷争。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书中，对当时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当时曾预言：上海会以数十年时间的努力，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这个预言，后来成为了当代中国的现实。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风貌，了解中国与欧洲列强经济相融相斥的过程，了解中国民间信仰与欧洲宗教之间的矛盾，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部书在近年的发现、翻译、引进出版过程，也堪称是一个传奇。
保罗•戈德曼作为当时的一名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但在这部书中，他以殖民统治者身份自居的部分表达方式，显然是一种偏见，读者还需持批判的立场去阅读与理解。
我读完这部书的翻译稿之后，思绪久久不能平，为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厄运，迎来今天全新的命运而感到振奋。
中国与世界，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的是沟通的桥梁，要消除的是偏见的鸿沟。抢救翻译这样一部真实的史料著作，就是在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当年的沟通，今天还在持续。我们在为昨天感慨的时候，更要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