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欧洲一直存在犹太人保护。签发信件的人往往为此索要大量钱财。但是，阿道夫·不是钱财可以打动的。尽管如此，这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偶尔也让人起草这样的保护信——但不是为了换钱，而是出于私情。 现在，历史学家苏珊·毛斯在英文季刊《德国犹太呼声》上展示了一个迄今为止完全不为人知的案例。独裁者希特勒的亲信、时任帝国总理府部长的汉斯-·拉默斯撰写了这封保护信：“然而与元首愿望相符的是，您不会因为出身而受到超出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
这封写于1940年11月15日的信还说：“此外，按照元首的愿望，您也会受到友善对待。”拉默斯明确地说：“如有必要，您就尽管使用这封信吧。”
一战曾在同一兵团
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恩斯特·赫斯。他出生于1890年。按照纳粹的理解，他是“地道的犹太人”，因为“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地道的犹太人”。而赫斯早在一战前就接受了基督教新教洗礼，并娶了一位非犹太女子做妻子(用纳粹行话来说是“雅利安人”)，但这对纳粹种族主义者来说毫不重要。
赫斯出生在盖尔森基兴，后来迁居杜塞尔多夫，但却服役于巴伐利亚陆军。他所在的部队是第16预备役步兵团。1914年8月初，奥地利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自愿到该团报名参军。
根据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的研究，赫斯是这个团的低级军官。1916年6月21日至29日，他是第三连连长，因此形式上是希特勒的上司。但是，前线军官赫斯应该无权直接给团参谋部的通信兵希特勒下达命令。
尽管如此，他们很有可能相互认识。韦伯对《世界报》网站说：“可以想象，他们私下认识，因为在中赫斯比希特勒早一天受伤。而且有足够理由认为，两人在被送回德国之前在同一个野战医院接受治疗。”韦伯出版了《希特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
赫斯因为在前线作战而被授予勋章，其中包括一等和二等铁十字勋章以及巴伐利亚军功章。苏珊·毛斯发现，他在1934年还因为参加过一战而获得荣誉十字勋章。
也曾承受巨大压力
但此时赫斯一家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个犹太人出身的地方法院法官虽然躲过了1933年公布的《重建职业公务员体系法》导致的第一波解雇潮——毕竟他为德国参加过一战，但是，1935年秋天《纽伦堡法案》公布后，这种“前线战士特权”就失效了。1936年1月1日，信仰基督教的赫斯法官最终被解雇。
同年，他遭到纳粹殴打后就选择了移民。他和家人搬到了意大利南蒂罗尔，因为他想让女儿在德语区长大。
大约就在那时，赫斯首次直接向希特勒求助。曾经也在第16预备役步兵团服役的弗里茨·维德曼正好是希特勒的副官。那时人们已经知道，维德曼关照了第16预备役步兵团的一些犹太战友并设法减轻他们的精神负担，其中包括给他们提供移民机会。乌尔苏拉·佐伊斯·赫斯接受《德国犹太呼声》采访时回忆说，她父亲赫斯也和维德曼保持联系。无论如何，从1937年起，她父亲在意大利得到了从德国汇来的公务员退休金。
托马斯·韦伯认为苏珊·毛斯的新发现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想象，希特勒的确亲自干预了恩斯特·赫斯的事情。希特勒对于清除自己认识的人还是心存顾虑的——当然处理‘勒姆政变’的做法属于例外。”不过韦伯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不是希特勒本人，而是维德曼给恩斯特·赫斯出了力。
尽管维德曼做了努力，但是第16预备役步兵团的很多犹太士兵却在大屠杀中丧命，可能也因为他们过于信任希特勒的私人保护带来的安全。韦伯在《希特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示了更多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有关希特勒身边犹太士兵的材料。
家人惨遭纳粹迫害
虽然恩斯特·赫斯逃过一死，但他也被卷入了种族狂热的漩涡。根据苏珊·毛斯的调查，1939年他被迫返回德国。此时，弗里茨·维德曼已经被希特勒排除在亲信者行列之外，并被派往旧金山当总领事。在那里他不能再发挥影响力了。
赫斯又得到了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写的保护信。此信的副本一直流传下来。1940年8月，赫斯又得到一封海因里希·签发的类似的保护信。这位纳粹党卫军头子在信中告诉杜塞尔多夫的警察：“赫斯在各方面不受阻挠。”
尽管如此，1941年5月“获得承认的例外对待特权……被收回”。因为赫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和妹妹贝尔塔1942年没有遵守“给犹太人制定的规则”，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亲自下令把贝尔塔驱逐到一所集中营。可能是因为这两位妇女没有佩戴自1941年9月开始强制佩戴的“犹太星”。她们最终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贝尔塔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母亲幸存下来。恩斯特·赫斯不得不接受强制劳动，但作为“与雅利安人联姻的犹太人”而幸免于被驱逐到集中营。
苏珊·毛斯在杜塞尔多夫偶然发现了赫斯这个案例，因为1945年后他自己并没有大肆吹嘘自己的故事。恩斯特·赫斯没有重返司法机关，而是在联邦铁路系统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从1949年直至1955年退休，他一直担任法兰克福地区铁路部门领导。1983年他在选择定居的第二故乡去世，他那现已年迈的女儿乌尔苏拉至今还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