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写于12月24日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做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复原貌!在发表之前，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和组织局给省委和州委发了一封秘密信，否定文中所提到的党内分裂危险，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一致声明，中央委员会内部工作中根本没有那种可以令人担心的‘分裂’的情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37页)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页)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页)
此事被当时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引注)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页)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这就导致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信中写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3月5日列宁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绝交”。态度截然不同!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也许斯大林在电话中说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同口气和态度说出来，听话人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三驾马车之一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关于此事，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列宁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
我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提醒她，列宁在等斯大林的答复，焦急不安。看来这个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
沃洛季切娃离开斯大林后去了加米涅夫家里。她带去了斯大林当时口授的短信(这封短信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亲笔信)。加米涅夫读了信，还给她，说信可以转交。访问加米涅夫之后，她回到秘书处。但信没有转交，因为为时已晚：列宁状况不好。她认为不能准确地说列宁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复。(《莫斯科新闻》1989年4月23日)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绝交。实际上，这涉及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贸垄断，列宁坚决反对，最后列宁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为此，列宁向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顿，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气撒到克鲁普斯卡娅身上，显然是发泄一种不满。而列宁的感觉是他的政治行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锁孤立，因为在此之前，列宁一直是通过书写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的，而克鲁普斯卡娅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多次提到列宁的这封“绝交信”。例如，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这一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信，说“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难再扮演“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使列宁不安和激动，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