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口统计

　　尽管到底死亡多少人永远也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现在的人如果罹患腺鼠疫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之间(但是如果病人得到抗生素治疗的话，死亡率会大幅下降)。如果病人得的是肺鼠疫，同样没有及时进行药物干预的话，病死率将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如果病人患上的是败血性鼠疫，又没有积极治疗的话，那么病死率将高达百分之百。我们虽然理论上可以从这些数字中推断得出中世纪黑死病的死亡人数，但实际上我们却难以知道黑死病爆发时哪些人患的是腺鼠疫，哪些人患的是肺鼠疫，以及中世纪耶尔森(氏)鼠疫菌株是否与现代耶尔森(氏)鼠疫菌株具有相同特征。

　　黑死病爆发时期的报道对后人得知当时黑死病的死亡率并无帮助。中世纪观察家缺乏大规模统计人口数量的方法，中世纪编年史家(与他们的希腊、罗马前辈一样)为了达到强调突出的效果，易于夸大死亡人口的数量。与此相对，一些出于不同目的由个人撰写的历录倒显得更为可。例如，一位名叫亨利· 耐顿(Henry Knighton)的英国牧师对莱斯特(Leicester)所辖各区染疫死亡人数进行了详细记录：圣伦纳德区(St。Leonard)380 人，圣十字区(Holy Cross)400 人以上，圣玛格丽特区(St。Margaret)约700 人。由于耐顿与阿维尼翁(14 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教廷的所在地)联系频繁，因此亨利· 耐顿还精确、详实地记录下法国南部地区教士阶层的患病死亡情况。耐顿不仅统计出莱斯特教区的死亡人数，而且对于法国南部地区牧师的死亡率也提供了精确、可信的数据：阿维尼翁有6位红衣主教和160 名加尔默罗(Carmelite)修士(包括所有英国籍加尔默罗修会成员)染疫而亡，普罗旺斯地区有347 名多明我会教士(包括147 名蒙彼利埃人中的140 人)染疫而亡，马赛的150 名方济会修士中除1 人外全部疫亡。耐顿统计的数据仅限于英国中部及周边地区以及法国部分地区的牧师群体罹患黑死病死亡的情况。耐顿从未试图统计被黑死病疫情侵扰的其他地区人口的死亡情况。面对黑死病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景象，许多编年史家已无力准确描述他们所目睹的惨状，他们更愿意赞同意大利作家乔瓦尼· 薄伽丘《十日谈》(1350 年)第一部中对黑死病造成的惨状进行的细致、生动的描写。然而，《十日谈》毕竟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文献。因此，编年史家的文献中便不厌其烦地重复“每四人中就会死掉三个”或“每十人中就会死掉九个”这样的语句。

　　然而，佛罗伦萨的一位名叫乔瓦尼· 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的编年史家却是个例外。维拉尼是一个做生意的买卖人，他想用不同于当时通用统计学的方法求得黑死病死亡人口的精确数据。维拉尼引证的数据，从当时开业商店的数量及从业者人数，到每年食品的消费量，各种类型的数据应有尽有。在强大数据的支持下，维拉尼在其著作《新编年史》(Nuova Cronica ;New Chronicle)中信心满满(也言之成理)地指出，疫情爆发前佛罗伦萨总人口为九万四千人。虽然维拉尼死于他一心想从人口学角度评估疫情影响的黑死病，但是维拉尼的研究数据(与医学和学证据相印证)却帮助现代学者推断出黑死病致使占当时佛罗伦萨总人口百分之五十的人丢掉了性命。

　　虽然佛罗伦萨黑死病死亡率高得吓人，但事实上可能除了市中心之外，并非所有地区都是高死亡率。乡村的死亡率可能会低一些，尽管最近研究表明乡村地区黑死病的死亡率可能并不像学者们之前估计得那样低。比如，在对英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许多农村地区都遭到黑死病的严重打击，人口损失惨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整个村子人口灭绝的程度。当然，各地病死率也不相同。那些大的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以及有大量外国旅行者途经的人口稠密地区受黑死病的影响最大。维拉尼所述的佛罗伦萨便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绝大多数意大利城市都被疫病感染，像佛罗伦萨一样重要的中心城市如伦敦、巴黎、阿维尼翁、亚眠(Amiens)以及北海贸易中心城市不来梅(Bremen)和吕贝克(Lübeck)也受到疫情波及，但却都不像佛罗伦萨一样死了那么多人。然而，其他地区——包括诸如米兰(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连接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地区贸易的重要枢纽)、罗马、列日(Liège)、纽伦堡(Nuremberg)以及波希米亚全部地区——都奇迹般躲过了瘟疫劫难，这些地区无一人感染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地区(例如，对英国一些疫区所做的非常详尽的研究)的流行病数据也必然适用于其他地区。总而言之，相关证据表明欧洲是迄今为止黑死病感染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例如，这场流行性鼠疫在亚洲夺走了2500 万人的生命，虽然这是极大的数字，但是与亚洲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这个比例要明显低于欧洲。整个欧洲黑死病人口的死亡率保守估计也得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欧洲爆发黑死病疫情前，西方基督教世界总人口约为5000 万至6000 万之间。因此，欧洲黑死病死亡人口总数应该介于1500 万至3000 万之间，虽然这些数字有可能被不断修正，但就这些数字来说，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惊人的。

　　医疗应对举措

　　1670 年前后，一名叫安东尼· 范· 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的荷兰布匹商人、非专业科学家用自己制造的显微镜在观察一滴水的时候，发现了水滴中布满生命体的微生物世界。雷文霍克的发现无论就其影响范围还是推动基础技术发展方面，均具有划时代意义。16 世纪末，第一批简易显微镜被制造出来。雷文霍克发明出第一台能够看见最大微生物——被其称为“微动物”的单细胞生物的显微镜，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进行了大约三代试验型及改进型显微镜的制造工作，但均以失败告终。此次重大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微生物科学的创建，同时也为医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显微镜的发现使无数人从中获益，而最先受益的两位是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 和路易· 巴斯德(Louis Pasteur)。借助于显微镜，二人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雷文霍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疾病有可能是由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引起的。尽管中世纪医生知道疾病可以传染，但是他们对传染病的机理。中世纪医学认同古人的观点，即人体健康由四种体液(血液、脾液、胆液和脑液)所决定。整个中世纪医学建立在体液理论的基础之上，并据此进行疾病预测和诊断。中世纪医生力图对这种传播速度极快、令人闻风丧胆疾病的病因做出合理解释，并找出应对之道。一些人认为这是对灵魂邪恶的人进行的惩罚，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占星问卦以明就理。1348年10 月，巴黎大学医学系发布的研究结论称黑死病的起因源于行星间的恶性结合，从而从地球中吸出了“邪恶的水汽”。虽然空气中存在腐败气味的最终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腐败味道的空气”是中世纪医生对病因最常见的解释。最后，多数医生与许多当时的人一样把黑死病的出现归因于上帝对的社会的审判。

　　相反，对这种疾病的医学描述总是复杂多样。在极为详尽地描述黑死病发病症状的众多医生中最值得一提的两位医生一位是意大利人金泰尔· 达· 福利尼奥(Gentile da Foligno)， 另一位是伊比利亚阿拉伯人阿布· 贾法尔· 艾哈迈德· 伊本· 克蒂马(Abū Ja’ far Ahmad ibn Khātima)。盖伊· 德· 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是阿维尼翁的一名教皇医生，他曾与这种极其恐怖疾病有过亲密接触， 1348 年当黑死病第一次侵袭阿维尼翁的时候，他曾经感染过这种疾病，但侥幸活了下来。自身患病的经历和患病期间的细心观察使盖伊不但能够区分黑死病和肺炎发病形式的不同，而且还使他能够在黑死病1361 年再度来袭时通过临床症状上的细微差别分辨出哪些病人罹患黑死病，哪些病人得的是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