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是宽容的吗还是真的如ISIS那样极端让历史告诉你。
在今天谈论伊斯兰教与宗教多元，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不论是发生在法国的系列恐怖主义事件，还是所谓“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似乎都彰显出伊斯兰教与宗教多元的不相容。但事实上，宗教多元却是穆斯林仰和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具体来说，伊斯兰教关于“有经人”(ahl al-kitab)的概念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体现就明确地表达出了这一主题。
“有经人”身份肯定了亚伯拉罕的传统
所谓“有经人”，也被译为“有经典的民族”。这一词语曾多次出现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当中，主要指犹太人、基督徒以及赛伯邑人，有时也用来指其他的宗教社团，比如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为他们和穆斯林一样，拥有的神所示的经典。
早期穆斯林以麦地那社会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同体。这一实践成为后期穆斯林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效仿源泉。但是与惯常的认识不同的是，在这一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规划中，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存在。
无可置疑的是，伊斯兰教与此前产生在中近东地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伊斯兰教从不讳言自己与先知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之间的关联。《圣经》中所记述的以色列人的传系，是通过亚伯拉罕的次子、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撒而来。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妻子、埃及人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伊斯玛仪)与亚伯拉罕建立了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伊斯兰教经典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中的记述并无矛盾。
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实录)，先知穆罕默德与亚伯拉罕同属一族。穆斯林所景仰的麦加天房“克尔白”，就是由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建造。在建完这一崇拜场所之后，他们二人祈祷，求主“从我们的后裔中造成归顺你的民族”(《古兰经》2：125)。神在此时启示说：“除者外，谁愿鄙弃易卜拉欣的宗教呢在今世，我确已拣选了他;在后世，他必居於善人之列。”(2：130)。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归顺真主的人——穆斯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独一无二的神通过穆罕默德所启示的宗教，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
不过伊斯兰教认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虽然信仰同一个造物主，但不幸的是，先前神启示的信息却被人类背离了。因此，神派遣了终极的先知穆罕默德，重申主命，带领人类重返正道。尽管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启示给穆罕默德的经典最终取代了此前的经典，但是并不否认其作为天启经典的神圣性。而“有经人”，指的正是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等同样被授予经典的人。
“有经人”在多元宗教格局时期的地位
除了《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规定，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间，也以鲜明的态度表明了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据圣训记载，穆罕默德在一个犹太人的送葬队伍经过之时起立致哀。当人们提醒他那是一个犹太人时，他回答道：“他也是一个人啊!”这生动地展现出伊斯兰教对于其他宗教信徒的尊重。
虽然早期穆斯林社团在历史上曾经因为政治原因以严厉的手段对待过生活在麦地那的几个犹太人部落，但在此后伊斯兰帝国的历史上，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积极的关系形态。在“有经人”这一概念的指导下，伊斯兰国家一般不强迫被征服地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只要他们愿意交纳一定数目的人丁税，便可以得到庇护。
历史上众多穆斯林学者从伦理和律法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而伊斯兰教法中也以相关规定对“有经人”进行保护。具体来说，“有经人”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迪米(dhimmīs)阶层，即受保护的少数派。与穆斯林相比，正常的迪米男子应该按照其收入缴纳人丁税，在着装、职业、居住地点等方面也受一定的限制，并且不得公开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劝使他人改宗。但是，作为伊斯兰国家一方，承诺保证迪米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其抵御外敌，“有经人”在社团内部可以自治，并履行自己的宗教功课。严格说来，“有经人”的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千年前的人类历史上，这一主张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与今天某些极端主义者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和滥杀亦有天壤之别。
回顾历史，穆斯林治下的宗教宽容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亮点。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发起了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百年翻译运动”，将大量的古希腊、印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著作翻译为阿拉伯语，而后又以这些成果反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接受阿巴斯哈里发的优渥待遇、为翻译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不仅有穆斯林学者，更多的是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
而穆斯林统治过8个世纪的西班牙，更被认为是《古兰经》律法的古典案例在欧洲亚伯拉罕宗教氛围下的现实表达。在当时的西班牙，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生活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种宽容的文化。在为《世界的亮点：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如何在中世纪西班牙创造了宽容的文化》一书撰写的前言中，哈罗德·布鲁姆写道：“在阿卜杜·拉赫曼大胆的努力之下，伍麦叶人的统治从大马士革转移到了科尔多瓦，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安达卢西亚，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了繁盛。实际上犹太人从巴比伦最终来到美国，其流亡文化曾经三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第二次就是在穆斯林的安达卢西亚。”
对多元宗教格局的认可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强盛的伊斯兰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仅包括传统上的西亚和北非区域，还延伸到了巴尔干地区。虽然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在政治、军事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要求建立一个纯粹由穆斯林组成的国家，相反它以“米列特”制度对疆域内的“有经人”予以治理，体现出宗教宽容和认可多元并存的态度。在这一制度之下，帝国将臣民分为穆斯林、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和犹太人四个米列特，每一个米列特代表一个宗教自治社团，有自己的法官、税务官和宗教权威。
在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之后，奥斯曼苏丹拜亚齐二世更是下令各地总督向犹太人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帮助。在奥斯曼苏丹治下的犹太人写信给自己遍布欧洲的朋友和代理人，鼓励他们一同投奔帝国。犹太人怀揣可以开启格拉纳达香料的仓库、犹太会堂和银行的钥匙，心存返回故乡执念，陆续在奥斯曼帝国的各大城市安下了家。当时的一句谚语说“宁要苏丹的头巾，不要主教的法冠”，就侧面体现出奥斯曼帝国的宽容。
激进极端泛滥和宗教多元缺失并存
20世纪前半期，历史上穆斯林帝国曾长期统治的西亚北非地区陆续建立起了多个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同时，西方处理宗教少数派的观念也影响到了穆斯林世界。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批犹太人进入阿拉伯地区，这使得从传统帝国遗产中产生出的诸多穆斯林国家面临深刻的困境。之后西方的政治干预更促使穆斯林处理宗教多元的传统观念和实践产生重大的变化。在“有经人”曾经生活了上千年的地区，此前较为积极的宗教多元关系形态渐渐消失。
今天，西亚北非政治版图不断碎片化，这显示出二战之后建立的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治理均遭遇严峻挑战。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板块，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的崩溃已经并将继续带来进一步的系统性风险，并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蔓延的肥沃土壤。
应该看到，与宗教有关的暴力从来不是某个宗教或是某个传统所独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上都曾出现与今天伊斯兰世界类似的暴力。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一个宗教会显现出劝人向善、注重两世吉庆的特点，但是处在丛林法则之下的人群，则会更青睐宗教中那些崇尚武力、的因素。把宗教定义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今天，不论激进极端的泛滥还是宗教多元的缺失，也正以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信仰者所处的现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