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4年之后，随着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国防军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 6）中，“国防军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国防军女助手”的概念也涵盖了“党卫军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女党卫军”。
在“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国防军女助手”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二战”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二战”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国防军女助手”制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一战’。”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作者朱维毅为另类二战纪实文学作品《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拍的片子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